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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
出版社: 臉譜
副标题: 一個因全球化而生的當代新危險階級，他們為何產生，將造成什麼問題，社會又該如何因應？
原作名: The Precariat :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译者: 劉維人
出版年: 2019-6-1
页数: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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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抗的目标，是“那1％的人”的掠夺行为；是那显然违反公平原则的“紧缩”政策以及削减医疗教育等公共经费的做法；是傲慢的旧政党无视生态危机逐渐加剧的态度；也是长期的社会经济不安全感，来自于债务逐渐累积、无家可住以及威权式的社会政策等等。
这类抗争活动依然会继续存在，但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一个新方向。某些“原始叛乱”阶段奠定的基础让新方向变得更具体，让人们发现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困境不是个人性的，而是结构性的。这样的观念孕育出一种“能动性”，将原本的沮丧、能力不足以及个人失败的感觉转化为反叛的意识。政府与当权政客希望不稳定无产阶级认为自己渺小无能，这样就会把问题归咎于自己的无能，不会批判那制造出不平等与不稳定的结构。但当我们不再被愚弄，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知道应该改变的是他们。
于是，叛乱的力量最后又回到紧张的现实政治中。这股能量巨大无匹，并化为好几个不同形式。某些国家的旧政党被边缘化，或者因为发现自己无法让不稳定无产阶级产生共鸣而开始不安；某些政党则完全不了解这些人，或直接否定他们的存在。
某些旧政党开始被一些不稳定无产阶级占领。例如杰瑞米．柯宾（Jeremy Corbyn）当选英国工党党魁一事，就可以用这种方式解读。柯宾之所以胜选，是因为数千名民众──大部分都是缺乏安全感的年轻人──入党投票要求彻底改革。那些新工党时期（New Labour）的老党员不知如何反应，也不愿与那些造成不稳定无产阶级增加的政策划清界线，最后只显露出自己的短视与懦弱。某位前内阁的部长甚至写信给我，斥不稳定无产阶级为一群“后政治”（post-political）注3的民众。他和同事们真的没搞懂发生了什么事。
美国的情况也类似。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窜起，角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提出的意见以及他的基进形象，让美国的年轻不稳定无产阶级重新参与了政治。但无论是桑德斯还是柯宾，都尚未逃离“原始叛乱”的范畴，他们的年纪与生涯纪录就是证明。他们都是为下一个政治参与阶段扫平阻碍的过渡前导角色。
欧洲大陆的发展则走得更前面。不稳定无产阶级的言论与关注重点已经渗入并驱动了新的政党与政治运动。旧的社会民主派政党虽然对此嗤之以鼻，却也茫然不知所措，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支持群众土崩瓦解。“愤怒者”运动在西班牙催生了“我们可以”党（Podemos），也增强了区域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尤其以加泰隆尼亚最为强烈。这可能会改变西班牙的整个政治结构。西班牙人如今必须在困境中冷静抉择，不要为了追求主流社会认同而将少数团体边缘化。
至于希腊的许多旧政党，则在该国糟糕的情势下被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扔至一边，而激进左翼联盟的支持主力正是不稳定无产阶级。该党党魁在无法贯彻对抗紧缩政策的承诺之后，骄傲地承认失败，并表示“真正的战败是未战先降”。悲剧拉开了序幕，但不稳定无产阶级可能会比多数观察家预想的更快再次集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