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局：美国商业欺诈简史MOBI,EPUB,AZW,PDF,TXT,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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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 爱德华·J.巴莱森
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副标题: 美国商业欺诈简史
原作名: Fraud: An American History from Barnum to Madoff
译者: 陈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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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用市场的监管过滤器

对于那些对集中的州权力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对反欺诈政策的觉醒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某些方面，就像扩大政府对其他经济领域的权力一样，反欺诈州在新政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期间的扩张总是引起怀疑或彻底的对抗。随着法律改革和执法运动的影响不断累积，反欺诈法规引起了政治科学家、法律学者和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这一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更普遍的评价现代监管治理缺陷的倾向的一部分，并分享一个共同的学术观点——经济利己主义对政治行为的影响。许多密切关注美国监管机构演变的学者担心，受监管的企业在影响政策制定方面投入的精力远远超过社会其他领域。没有任何其他选民更关心监管结果，也没有任何选民拥有类似的资源来制定监管法规的细节，参与行政决策。负责执行监管任务的技术官僚也受到密切关注，因为他们更关心建立行政帝国或讨好受监管企业，而不是维护更广泛的利益。根据研究监管机构的学者的说法，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担心来自外部的监管俘获和来自内部的行政效率低下的双重威胁。

这种分析性的指控来自美国政治罗盘的各个方向。如果说有一篇学术论文概括了监管俘获的含义，并设定了具体机构研究的参数，那就是马佛·伯恩斯坦（Marver Bernstein）于1955年出版的《独立委员会对企业的监管》（Regulatory Business by Inde-pendent Commission）。伯恩斯坦是一位中间派，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家。他强调，即使强大的商业利益既不是监管框架的设计者，也不是监管官员的傀儡主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结构性优势允许它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整监管决策。激进的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在其1963年出版的专著《保守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vism）中，利用大量的档案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科尔科认为，大公司主导了国家监管机构在进步时代的创建，他描绘了左翼活动人士拉尔夫·纳德和马克·格林（Mark Green）、右翼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法律思想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采用的解释路线。对联邦机构的监管表现提出尖锐质疑的各种观点，比仅仅来自政治光谱的一端的责难，更有说服力地推动了最终的学术研究。[42]

大量关于美国经济监管的冷战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考察了包括铁路、卡车运输、航空、广播通信和能源等特定行业的价格、费率和准入的监管。但监管机构内的学者和政策分析师对欺诈行为监管进行了大量调查。这些研究提出了三个相互重叠的批评。第一个问题是反欺诈政策的好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打击虚假陈述的冲动，引发了监管机构对现代资本主义“琐碎”方面的猛烈抨击。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欺诈行为进行了界定，然后对这些界限进行了最严格的审查。联邦贸易委员会优先考虑的是诸如服装中合成纤维含量的不准确描述，来自误导性价格锚点的销售折扣，以及包含“免费”商品的促销活动。1964年至1968年间，超过一半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停止并终止令针对的是对纺织品成分的错误描述或产品原产地的误导性声明。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执法行动很少表明，相当大比例的消费者受到此类指控的影响，或者认为自己受到了这些指控的伤害。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缺乏深思熟虑的优先顺序设定，已成为研究联邦贸易委员会反欺诈工作的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1969年，纳德报告和审查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美国律师协会委员会都在这方面严厉批评了联邦贸易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