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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牟宗三
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0-3

摘自《中国哲学十九讲》法家所开出的政治格局之意义，一章

法家所开出的政治格局就是由“废封建，立郡县”而完成“君主专制”的政体。大家不一定明白“君主专制”这政治格局的由来及其意义，这是法家配合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之要转型而完成的。法家人物的现实感很强，因此能够担当时代所需要的工作。当时政治社会的要求转型是自然的发展，法家正视这种转变，如是就顺其变而且完成其变，此即现实感强，故能相应。这不是依一定的理想而进行。儒家、道家对此问题所表现的是人生的理想，且现实感不够，因此就不相应于当时的实际需要，就转而向立教方面发展。由此也可以了解孔、孟在当时为何都不得志。

要想从事实际工作，做政治家，现实感就必须强，不能只讲些大道理。并不是那些道理错了，而是它与眼前的问题不相干，因此就不能解决问题。儒者常有这种毛病。例如，南宋孝宗时，政治上的主要课题在北伐，即恢复两京，而朱子对孝宗讲的是诚、正、修、齐、治、平的道理(1)。又如明末崇祯年间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有种种政治、财政、军事方面的问题，而刘蕺山还是对思宗（崇祯皇帝）谈些空泛的大道理，说什么“陛下心安则天下安矣”，因此遂使崇祯有“迂哉”之叹。他三起三废终于还是没有用(2)。这些大道理并不错，当然需要讲，但是针对一些特殊的、实际的政治问题就没有用，这就是迂阔、不相应。再明白些说，这些道理只是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s），但不是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s）。充分不充分是就解决当时的特殊问题而说的，这需要有实际的办法，光讲道理是不够的。法家人物的现实感强，因此能相应于政治社会形态之要转型且进而完成之，这就是法家的工作，其所开出的政治格局就是“君主专制”。

但法家所开出的政治格局为何是君主专制呢？此政体的由来在当时固然是由于法家的工作，但直接地是由何种原因而形成这种政体呢？这仍应当由法家的工作来了解。法家的工作主要是“废封建，立郡县”，将贵族的采地变为郡县，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变为国家的客观的政治单位。这步工作直接地打击贵族，把元首（国君）从贵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取得一个超然的客观地位。在贵族社会中，元首和贵族（公子、公孙）的关系太密切了；但元首不仅是一个家族或贵族的元首，他更是一国的元首。法家打击贵族就必含着“尊君”，将元首由贵族的血缘束缚纠缠中解脱出来，而取得超然的客观地位。这是元首的解放。

在此之前，各国的政治权大都掌握在贵族手里，因此是贵族政治（aristocracy）。现在法家的工作压制了贵族，那么由哪些人出来参与政治，帮助元首处理政治问题呢？这就要靠着“士”。“士”阶级的兴起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大转关。在贵族社会中原已有士，但士只是公卿大夫的家臣，并不掌有政治权。士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而且有知识，是“知识分子”，到秦、汉以后形成“宰相系统”。士参与政治时，他们既不算贵族，也不属于元首的家族，因此地位较超然而客观。由于“士”阶级的兴起并参与政治，中国的政治才有了客观的意义，即政治之所以为政治。

“政治”不同于“吏治”，故至今仍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别。政务官要参与决策，因而有政治的意义；事务官则不参与决策，只负责决策的执行，是所谓的官吏，亦即西方人所谓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这代表吏治。中国以前虽然有士阶级兴起而参与政治，且后来演变成宰相系统，但政治与吏治的分别始终并不清楚。因此近代以来了解政治的人常说：从前中国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下只有吏治而没有政治。宰相是政务官，要参与决策，原该有政治的意义，但因为“政治”的意义保不住，因而只成了“吏治”。为何保不住呢？虽说宰相应负责决策，实则决定权仍在大皇帝处，皇帝以下通通是吏，于是，就只有吏治而无政治。现在之所以能够明白区别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不同，就是因为了解了政治的意义不同于吏治的意义。在现代社会，政务官经由选举而产生，而执行决策的事务官并不随便更动。

法家废除封建而压制了贵族，使元首得到解放，士兴起而参与政治，这就含有将政治客观化的意义。在贵族政治时代，元首和贵族的血缘关系太密切了，因此政治的客观性不显，即那时政治是在主观的状态中而隶属于血统的关系。士和元首没有血缘上的牵连，而靠着个人的知识、才能来参与政治，因而较易表现政治的客观性，也就是政治的意义。战国时代的贵族是“肉食者鄙”(3)，因此用士作为家臣来办事。到后来贵族没落，士直接参与政治，不再是贵族的家臣，士也就取得了客观的地位，这是“士”，即知识分子的解放。从此，中国社会上就有士、农、工、商四民的分别。

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殊途”(4)，这话说得很对。士农工商是职业的不同，而不是阶级的不同。“阶级”一词在西方、在印度都有一定的意义，大体分为僧侣、贵族、平民、贱民四阶级。中国的士、农、工、商四民则是职业的不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就可能分别从事士、农、工、商，因此并不是阶级的划分。中国社会中不论各行各业都以伦理为本位，此因受了儒家人文主义（humanism）的教化，故以伦常关系（ethical relation）为本，以此为社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各人生活的道路不同，因而有士、农、工、商职业的不同。

士不再是贵族的家臣，而凭自己的知识才能在社会上得到一个客观的地位，影响到中国社会形成了士、农、工、商职业的区分，这是士的解放。元首不再纠缠于贵族的家族中而成为一国的元首，得到了超然的地位，这是元首的解放。这是由政治方面来说士与元首的解放，即是“废封建，立郡县”的意义。在此二者之外还有人民，这要从井田制，即经济方面的生产系统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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