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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哲学作者: [美] 沃尔特·李普曼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 The Public Philosophy
译者: 任晓
出版年: 2020-10

公共哲学

精神的智慧也不能精确地解决世间行为纠缠不清的难题。因为精神的智慧是存在世界的愿景，在此愿景中，尘世的问题并未解决，而是超升了。

在日常生活的直接、紧迫和特定问题上，主要的先知、预言家和圣人们极少能提供实际建议和具体指导。《圣经》和经典书籍中储存的智慧不包括关于道德原则的系统而全面的陈述。从这些原则中本有可能清晰而确定地推演出具体问题的具体回答。向精神的智慧寻找这种指导的人将会失望。如果他能找到，他必定是通过类比和推断得来的。行为的具体规则并不赫然寓目。若它们在那儿，人类历史就将改写，因为可怕的战争和有毒的仇恨，是产生于从相同的一般原则中得出不可调和的不同实际结论的人。

在最高的智慧和人们必须应对的实际困惑之间存在一个间隔（hiatus）。一部包括先知们和哲学家们所教导的全部东西的百科全书，不会清楚明确地告诉一个人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如何教育孩子——事实上，还包括如何决定教士在忏悔室中所遇到的问题、医生解答其病人的问题、律师解答其当事人的问题，法官解答诉讼者的问题、事务家在业务中所遇到的问题。

面对实际的决定，他们需要知道在各种选择方案中应作何选择。但这类具体的指导在先知和哲学家的话语中只偶尔能找到。他们并未就具体案子的具体规则编纂系统的典籍。这些法典存在于作家、决疑者、立法者和法官的著作中，他们的权威为众所推崇。这是基于一个假定，即行为的具体规则隐含于感悟的言辞中，只是从那儿推演出来的。

所记载的基督和使徒们的言论中，并不包含全面的律法和人们生活秩序的各项规则。事实上，使徒们似乎认识到了需要清楚地记载圣人的言行。根据尤西比乌斯（Eusebius）所记，当罗马的彼得得知马克记得他的话并把它们写下来时，“他既不直接禁止，也不加以鼓励”。卷帙浩繁且非常详尽的基督教法典都是教皇、主教、宗教会议、经典学家、决疑者、学者和教本作者的著作。

这项工作在使徒时代后马上就开始了。曾为英语国家撰有一本关于道德神学主要天主教手册的可敬的斯莱特神父（Thomas J. Slater, S.J.）曾说：“《福音书》包含有耶稣基督教诲的简短概要，这在别的《新约》著述中、在其他方向上有所发展，但《圣经》的传教者很快就发现他们只要有主自己的道德教诲的简短概要已足。”(8)作为对这一需要的反应，早在一世纪末，就已写下了《十二使徒之教训》和《使徒》等著作。斯莱特神父说，《十二使徒之教训》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道德教本。该书立下了爱上帝和爱邻人两大道德原则，然后——因为这是一部解决人们实际困难之书——它开始列举主要的积极和消极责任，这些责任是人们对其父母、孩子、仆人、邻居和穷人负有的。订出今世生活具体规则的全面体系变得有必要，这与六、七、八世纪组织起来的忏悔体系有关。(9)当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Fourth Lateran Council）规定信徒作原罪忏悔至少一年一次并成为义务时，就需要有全面的参考书就一系列有关人类的问题指导忏悔室内的教士。(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