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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历史(新版).jpg
作者: [英] 约翰•布罗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副标题: 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
原作名: A History of Histories
摘自 第11章上古史学的一般特征
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早期希腊史学几乎可说是如此,但关于罗马史的叙述,包括希腊人书写的部分,则并非如此。这项通则可以适用在修昔底德、色诺芬与最早期的亚历山大史家身上。但希罗多德的历史,姑且不论其中早期传说时代与荷马史诗的部分,却能回溯到他生存年代之前的四分之三个世纪。我们也不该拒绝将史家头衔给予那些记录了城市建城与地中海地区历史的希腊人,特别是后者。这项通则当然不能适用在李维身上,也不能适用在李维之前的罗马古物研究者身上,更不能适用在与他同时的希腊史家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身上(他的作品也始于罗马建城时期),迪奥也不行,他的历史涵盖整部罗马史直到他自己生活的公元二世纪为止,不过他的作品绝大部分已经亡佚。这项通则甚至不能适用在约瑟夫斯身上,如果我们一同审视他两部重要作品:《犹太古史》始于圣经历史,而《犹太战记》实际上始于战争爆发前两个世纪。阿米亚诺斯,如我们所见,是在偶然中成为当代史家,因为他作品的前面几卷,涵盖他生存年代之前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已经亡佚。至于塔西佗,若要将他归类为当代史家,除非人们同意将最年长目击者的记忆也归类为当代史。
二、“上古史学不是政治史就是军事史”
这项通则广义来说可以作为一种意图的揭示与宣告,不过它排除了在官方与私人间游走的传记,而最早的传记(希腊)似乎源于哲学家与文学家。就历史本身而言,最明显的例外是内容通常相当广泛的民族志杂谈,从希罗多德以降,这类民族志处理的都是外表特征、信仰、服饰、饮食、卫生、习惯及婚丧礼俗。即便史家描述的是自己的社会,仍须将宗教事务界定为政治——或许这并非不合理——好让这项通则能够成立,但对现代读者而言却是个误导。编年史,如我们在李维作品看到的,以及对当时风俗的谴责,如李维与阿米亚诺斯的作品,偶尔会出现零星的社会史描述:阿庇安与塔西佗的作品中关于放逐的恐怖故事,以及罗马贵族被迫逃亡或藏匿的叙述使我们一窥房屋的内部陈设、家庭的生活习惯,以及奴隶与主人的关系,无论忠诚或反逆。枯燥的经济与社会史,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李维与阿庇安对罗马社会冲突的一部分记录,他们都提到了小地主的忧愁沮丧和负债度日。贵族与无产阶级的不良行为、罗马街头的吵闹暴乱,以及富豪家中的奢华与下层阶级的软弱无力,这些叙述在萨拉斯特、李维、塔西佗与阿米亚诺斯的作品中相当普遍而且极为生动。
三、“没有长期历史变迁的概念”
前面的“当代史”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仍需加以深究,因为如果我们指的是不折不扣的长期,那么这个概念显然无法适用在修昔底德这位最热情拥护当代史的史家身上。他认为要写出一部精确的长期历史是不可能的,其他人则非如此认为,不过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修昔底德在作品一开头简要描述了早期希腊社会“从粗鲁到优雅”(以十八世纪的词汇来说)的发展主要是贸易的结果。没有人会认真地以为这是修昔底德身为史家的重大成就之一,而且它似乎未能产生看得出来的影响。可以确定的是,修昔底德清楚察觉到希腊生活产生很大的变化。波里比阿也做了简短的推测,认为政治社会起源于原始生活,当时的人类与兽群无异(VI.5—7)。同样,李维非常了解罗马广场曾经是一片沼泽,周围环绕着牧羊人的原始小屋。他在其他地方也简略描述了早期人类社会的样貌,认为当时的人类处于“自然状态”。更微妙的是,如我曾主张的,罗马品格与风俗长期败坏的概念,隐含的不只是物质的根本变化。尽管对史学传统有着长期共识,对史学的目的与方法也几乎意见一致,有些作家还是发展出一种意识,认为史学本身并非不受历史变迁影响。波里比阿认为,随着罗马兴起,新种类的历史成为可能,即普世史。塔西佗写了一篇对话,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演说的风格,他意识到史家的任务与写作风格因共和政体转变为专制政体而重塑。根据这种观点,即便未曾有意识地这么想,但“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至少逻辑上是可能的。
四、“一切变迁都是循环的”
这个观念就某种意义来说已在前面处理过,但在此仍值得探讨。的确,希腊人,尤其波里比阿,具有一种政治体制变迁的动力概念。它源于亚里士多德政治体制及其腐败形式的分类,认为世上存在着一套循环转变的模式。然而,这种政治体制变迁的观点非但未能普遍受到支持与运用,就连循环概念本身也从未适用于其他生活向度;附带一提,塔西佗曾经考虑运用这个概念。(他谈到这个概念时,仿佛它是个全新的看法,而非陈腔滥调。)当然,当时存在一种从希罗多德以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一切繁荣昌盛都是变动不居的,但这与更精确而技术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循环概念仍有很大的差异。修昔底德当然未预期希腊社会会返回原先的状态,李维也不曾预料罗马广场未来有天会成为牧牛的草地,虽然如果他这么预言,最后将如他所料。遗憾的是,没有迹象显示李维预言罗马将洗心革面,或塔西佗曾预言罗马共和将会再起。反过来说,即便是最坏的暴政也会因暴君死亡而结束,世上不存在奥威尔在《一九八四》所想象的因制度化而永垂不朽的暴政。
人们有时认为,循环观点的出现与长期变迁概念的缺乏,是因为相信人性不变,修昔底德确实主张过人性不变,而波里比阿也接受这个观点而主张历史的功用。我们已经了解这种说法的不当之处,但人性永恒的观点却是诠释修昔底德作品的关键。在波里比阿的作品中,人性观点的效果被历史上伟大而崭新的事实所抵消:罗马的兴起,命运女神企图从现在起将罗马提升为世界历史的核心。普世人性的观点与社会因时空而变的看法之间的关系是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在此无法完整解释。以希罗多德为例说明此一复杂性应已足够,希罗多德是个心无偏见的世界主义者,而且深受各民族呈现的不同文化面貌所吸引,无疑也可说是被心理的不同面貌所吸引。修昔底德拒绝书写民族志杂谈,波里比阿对此也抱持审慎态度,其理由与其说是对人性抱持武断的看法,不如说是反对为娱乐而写的历史。然而,希罗多德是个带有感情与幽默的作者,能在弹指之间超越文化偏见与时间造成的鸿沟,例如对薛西斯流泪的描述,他也能以吸引人的笔触详述人性可能采取的诡异形式。上古史家当中另一位杰出的民族志学者塔西佗,虽然程度不及希罗多德,但他也看出日耳曼人是多样而具同情心的民族,日耳曼人迥异于当时的罗马人,正如塔西佗与李维认为当时的罗马人与古罗马人全然不同。人性的多样化其实是上古史家普遍最感兴趣的主题,但修昔底德是个例外。
本书前两部分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少数几位上古史家身上,相较之下,接下来几个部分所探讨的(唉!或者说是忽视的)史家数量则远多于此。然而上古史家作为历史模板与权威的地位,至今屹立不摇。近两千年来,他们的作品被尊崇为道德与政治智慧的根源,远非其他时代史家所能及。光是这点,即可证明他们值得更多关注,阅读他们的作品能得到丰富收获,这个收获即便是具影响力的史学作品也不一定能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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