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MOBI,EPUB,AZW,PDF,TXT,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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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继《简读中国史》《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后，全新深度力作！从海瑞到和珅，再现明清两朝的帝国权力黑洞和财政危机

透彻分析封建王朝共通的腐败症结与反腐阻碍，以史为鉴，看清真相，一部明清纪检监察报告、反腐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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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定律

康熙默许官员们的灰色收入，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阅读中国历史的一个心得。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官员们私下征收的杂费，一旦经由朝廷拿到台面上来明确化，那么，另一些灰色杂费又会偷偷滋生，因为“揩国家的油”是官员群体改不掉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黄宗羲说：“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明夷待访录·田制三》）确实，中国历史上每次国家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因为出现新的税费而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所以康熙说，“自古以来，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开”[1]，“若将火耗明定额数，人无忌惮，愈至滥取”[2]。也就是说，如果明定“火耗”标准，官员不但收起“火耗”来会更肆无忌惮，而且在标准之外还要多收。

康熙认为，既然“揩油”是官员群体的本性，那么皇帝能做的，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让他们少“揩”一点而已。但是完全不给他们“揩油”的空间，是不可能的。其实仔细探讨起来，这种“陋规”思维并不止存在于官场，甚至遍及全社会。民国时人记载，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作为仆人们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底子钱”。小康之家给仆佣的工资很低，因为他们明知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要捞上一笔。明清皇帝的政治思维，与市井细民的持家打算，真是完全同构，如出一辙。

所以晚年面对官场贪风，康熙的应对策略是一方面默许官员们一定程度上索取“火耗”，另一方面是提倡理学。他希望官员们以“存理遏欲”为思想武器，保持廉洁，或者至少在“揩油”时保持一定的“度”。这种解决方式，实际上还是把问题轻轻推到“良心”二字之上。应取与不应取，只有一线之隔，如何保持这一线之防，全在人心之“正”与“不正”了。

康熙晚年，实际奉行的是“难得糊涂”政策。越到晚年，康熙对大臣们是越宽容。对于贪污腐败，康熙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户部发生“内仓亏空草豆案”，经查审，户部尚书希福纳等64名堂司官受贿银数达二十万两之多，可谓集体受贿大案，按律俱应革职拿问。但康熙最终决定只将希福纳一人革职，其余官员勒限赔补，免予议处。

但是一个人可以糊涂于一时，一个朝代却不可以糊涂于永久。到康熙末年，因为皇帝的有意放纵，吏治废弛，贪贿公行，整个王朝的行政秩序已经无法回到有序运行的轨道。地方治理严重混乱，遇到灾荒，朝廷所发的赈济，皆被地方官吏苟且侵渔，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实惠。各地司法腐败极为普遍，为了索诈钱财，各州县衙役们甚至竟以案件为生。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并投入大量资金的水利工程，到了晚年也基本废弛失效，因为水利资金及工程材料被官员们层层截扣，所修水利工程完全是敷衍了事，致使“闸河之宽深丈尺，不能仍照旧制，而蓄水湖之围坝，俱成平地”[3]。甚至有的官员故意毁坏河堤，制造水患，“绝不顾一方百姓之田墓庐舍尽付漂没而有冤莫告”[4]，目的仅仅是为了侵吞修补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