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虞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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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虞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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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虞云国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出版年: 2023-7
页数: 468
定价: 98.00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论衡

三 吕思勉史学及其方法论
吕思勉说过：“以一种新文化，替代一种旧文化，此新文化必已兼摄旧文化之长，此为辩证法的真理。”他心目中的新史学也理应如此：新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形式除了借鉴外来学术传统的长处外，尤应从自身学术传统中寻找出发点和生长点，包含从自身传统继承下来的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汲取互相贯通的研究方法。他在1928年为上海光华大学拟定史学系课程时即表达了这一新旧贯通的见解：“吾国史学夙称发达，唯今学问观点不同，一切旧籍均应用新方法整理，而非略知旧时史学门径，则整理工作，亦无从施。”
以考据见长的吕思勉十分重视史学方法论，他曾指出：“今之所谓科学者，与前此之学问，果何以异乎？一言蔽之曰：方法较密而已。方法之疏密，于何判之？曰方法愈密，则其使用材料愈善。”在史学方法的创立上，吕思勉可谓喜新而不厌旧，重洋而不唯外。他主张借鉴西学新方法，却反对生吞活剥：“研究可以借资于人，而硬拉了人家的问题，以为亦是我们的问题，甚至硬抄了解决的方法，以为亦就是我们解决的方法，则不免无病而呻，削足适履之病。”然而，他认为在拿来西学新方法时，必须继承汉学家的考据方法。他强调：“这一派学问，是我们中国最新而又最精密的学问。必须懂得这一种方法，一切书，才都可以读，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他与梁启超、胡适几乎同时主张把清代朴学方法嫁接到新史学的主干上。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史料搜集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在史料范围的拓展与史料部类的区分上，吕思勉颇受梁启超的影响，比较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与吕氏的《史籍与史学·史料范围》，便可印证这点。他比梁氏进步之处在于将人类的遗骸与政俗也列入非文字记载类的史料。关于前者，认为“可以辨种族，识文化之由来”；关于后者，他在《白话本国史·绪论》中表述为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后来定名为法俗。“有意创设，因为规范者为法，无意所成，率由不越者为俗。法俗非旦夕可变，故观于今则可以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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