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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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魏舒歌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
副标题: 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 （1928～1941）
原作名: News under Fire: China's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 in 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 1928-1941
译者: 魏舒歌 / 李松蕾 / 龙伟
出版年: 2020-5
页数: 452
定价: 79
装帧: 精装
丛书: 启微书系

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迅速调派关东军和朝鲜军增驻华北。为了不让华北的主权进一步沦丧，蒋介石也积极增强华北军力，命守军就地抵抗日军挑衅。当宋哲元与日军的城下之盟屡次遭到撕毁，京津陷落，谈判议和已然走投无路，中日多年的紧张局势最终发展成全面战争。

随着战争的全面爆发，建立一个高效的国际宣传系统显得尤为紧迫。尽管举国抗日情绪高涨，各方都宁以玉碎之志结束屈辱的“和平”，但国民党高层深知，中国以一己之力抵御日军侵略的胜算微乎其微。抗战的决定，实质上也是蒋介石在基于其对国际局势长期认知之上的一场豪赌。他认为日本与其他列强利益冲突已久，中日战争可能会引发日本与包括美国或苏联在内的其他列强的战争。 [1] 将中日之争融入日本与列强之争是中国的出路。在这样的判断下，南京国民政府必须重视国际宣传，催化国际舆论发展，赢得国际助力。战争的全面爆发虽然把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边缘，也迅速整合了国内原本分散甚至是对抗的政治力量。不论是国共矛盾，还是国民党内部的纠葛，都在战争全面爆发后暂时集结在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之下。各方政治力量的合作与妥协也结束了国内媒体长期莫衷一是、互相诘责的局面，在国难之前完成了口径的统一。

尽管战争的全面爆发加强了宣传的紧迫性并整合了媒体资源，但缺乏统一集中的国际宣传系统仍然让宣传机制难以运转。国民政府参与国际宣传具体工作的部门庞杂，且各自为政。诚然，这样分散的机制很难避免，尤其在19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在绥靖与抗日之间摇摆不定，宣传资源与口径难以集中。虽然党内精英早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就充分意识到建立一个集中且统一的国际宣传体系的必要性，然而各方却对国际宣传究竟该由谁主导各有盘算。1935年，中国驻欧洲的外交官敦促政府将国际宣传机构集中在国民党党部或外交部的领导之下。 [2] 这样的提议没有，也难以在当时得到国民政府的回应。鉴于公开的国际宣传容易遭到日本的抗议，进而引发军事挑衅，国民政府不得不对发展国际宣传的提案束之高阁。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外交部并不属于蒋介石的权力核心范围，他们的提案也难以契合蒋的个人盘算。长期以来，蒋介石一直在秘密地培植自己的国际宣传网络。随着他在军事和金融领域的权力日益巩固，他也越发注重原本不在他核心权力范围的信息和思想管控。他显然并不愿意听任外交部人员的建议，把情报和信息的控制权交给自己掌控力薄弱的国民党党部或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