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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济安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出版年: 2015-12

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jpg

但在1930年以后我们再见不到类近的说法，大量出现的只是“匕首”、“投枪”，“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属于“社会论文”的杂文或杂感。早有人指出，鲁迅的创作生涯到1926年便完结了。这是因为他的创作已经跟政治挂钩——而且那是异常狭隘的政治，党的政治。应该同意，1930年代的鲁迅，确是努力地跟随共产党的路线——或者说，他愿意跟随他所信任的党的代表所说的话。只要看看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所描述的怎样可以说服鲁迅跟随他的意思去写文章，又或是看看鲁迅跟瞿秋白在翻译问题上的分歧，但在瞿秋白再次回信坚持意见后便不再响应，便可以见到他的确是尊重党的意见的。即使在左联后期，鲁迅对于周扬等很不满，甚至受到“同道中人”的背后攻击，他也只在私人信件中发一下牢骚，直到徐懋庸(1911-1977)在两个口号问题上写信过来后他才第一次发表公开信，批评那些自称代表党的人物，但他在公开信仍然强调“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因此，可以肯定，从左翼政治来说这是光明的，但这些都不是鲁迅要抒发的个人感情。当鲁迅要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时，那黑暗面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除了夏济安所指称鲁迅去世前所写有关死亡的几篇文章外，在整个1930年代鲁迅所写抒发自我感情的，便只有〈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三两篇，另外就是不自禁地用上“古老的鬼魂”所写的旧体诗，诸如〈悼杨铨〉，但这些表达丰富个人情感的作品都很不幸地是悼亡之作，也还是环绕着死亡的命题。
《黑暗的闸门》对于蒋光慈的讨论，以“现象”作题目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蒋光慈会构成一个左翼文学运动里的现象?夏济安在分析过他的几篇作品后，清楚告诉我们，从文艺性的角度去作审视，蒋光慈的作品是稚嫩甚至低劣的，本来不应在文学史里占上什么位置，甚至连评论的价值和必要也没有。但另一方面，蒋光慈却一直能发挥他作为左翼作家的功能，就是利用直接简单的语言和公式化的情节去鼓动读者，得到群众的认可，这是文学为政治服务后得到的回报。在某程度上说，这正是毛泽东(1893-1976)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然而，无论是左翼文学运动初期蒋光慈小说的读者，还是后来的工农兵，他们的文学素养和要求都不高，要让他们感到满足是容易的，却不可能在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位置，这是蒋光慈现象的一面；但蒋光慈现象还有另外的一面：讽刺地，蒋光慈最终被逐出共产党。《红旗日报》指摘他倚靠丰厚的稿费，过着小资产阶级的安逸闲适生活，作品充满颓废的浪漫主义思想，更不服从党指挥，不过组织生活，不参加政治活动。不过，正如这份驱逐他出党的报道所指，蒋光慈却一直坚称自己是“革命群众的一分子”。为什么会这样?这正好回应上文所指《黑暗的闸门》处理的中心问题：投身政治的文学家应该是怎样的?这也是蒋光慈现象具有代表性的原因。在蒋光慈的个案里，我们看见左翼文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怎样处理作家的阶级成分?左翼文学作品是写给谁看的?在艺术性方面，对左翼文学作品应该提出怎样的要求?左翼作家跟群众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左翼文学作家应该参与政治活动还是集中去进行艺术创作?在左翼文学运动在中国从酝酿到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些问题不断地出现，不但有1928-1929年间的革命文学运动论争，争论怎样可以为改变作家的阶级思想，还有1930年代上半有关文艺大众化、大众文艺语言的问题，而更有意思的是不但是被逐出党的蒋光慈，就是一些左联核心的成员，都不能认同作家要放下笔杆，跑到街上去示威游行，参与斗争。茅盾(1896-1981)便明确说过，他在左联时便采取一种“自由主义”，不去参加示威游行的活动的。当然，鲁迅是一次也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政治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