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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杜赞奇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原作名: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译者: 王宪明等
出版年: 20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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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封建”的谱系：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叙述

第五和第六两章将讨论有关现代性的替代性叙述在20世纪的中国是如何被掩没乃至非法化的。在这两章中，我将考察对社会的叙述和对民族国家的叙述这两种现代话语之间的相互竞争。国家与社会的主题在中国史学中源远流长，而近年西方有关中国的史学研究中，随着对西方市民社会兴趣的复兴，对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市民社会对现代国家的出现起何种作用的问题，出现了热烈讨论。我亦发现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把握晚清中国某些发展趋势的好方式，但是，在使用此概念前，有些观点立场需首先加以澄清。

尽管有些讨论颇具启发性，但市民社会的观念措辞所用的却完全是客观主义的术语，而根本没有提及叙述结构化（narrativization）的问题。构成本课题的叙述结构问题具有多个层次。我们首先要问的不是是否可以，而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来讨论源于启蒙运动的解放叙述结构的市民社会之类的欧洲历史范畴与中国的相关性，这才是合理的。第二个问题不仅与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因素或成分的“市民社会”或国家的重要意义有关，而且与历史人物为了向某一特定方向推动历史发展所运用的有关市民社会或国家的叙述结构相联系。最后，对于叙述结构的关注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市民社会在中国并未成长壮大起来，如何认识其失败并非历史的必然，而仅仅是全球性的民族国家话语在中国的胜利？

一 市民社会与西方中国史研究

对欧洲市民社会兴趣的重新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用语上的混乱，因此，我首先把自己对市民社会的用法说明如下：市民社会代表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而自治的个人及集体活动的范围，它包括经济活动以及团体生活和社会性组织，但却不包括政党及一般组织化的政治。“公共领域”，特别是哈贝马斯所总结的18世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对市民社会的一种特定的历史表述，可理解为不受政府侵犯或管制的自由领域。这一领域由咖啡屋、沙龙、通俗文学、报纸等的公共舆论与论争所构成。此领域不仅构成了社会对政府的抵抗，而且通过史无前例的公众性理性运用，在公共事务中引进了一种理性批评的话语（Habermas，1989； Cohen and Arato，1992）。

我对市民社会一词的用法将把哈贝马斯式的批评层面与对于自治的捍卫结合在一起。不过，我不会接受哈贝马斯为确立它在现代性改造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而提出的过于狭隘的“公共领域”的观念。简而言之，哈贝马斯关于资产阶级领域的兴起的论点系于资本主义的扩张与以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为核心的私人领域的出现，其关键是资产阶级的国内性。在此领域中，家庭被美化为核心，是一个密切的人际关系的纯洁的内部领域，它产生出真正私化的个人（private people）。公共领域即由这些极力捍卫公共领域中的私性，反对政府管制的私化的个人的社会性及理性批评话语所构成。正如哈贝马斯的几位批评者所指出、哈贝马斯本人最近承认的那样，他忽略了多种公共领域及群体的存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及对此领域的关注排斥或掩盖了其他领域（Calhoun，1992）。他特别提醒注意，它排斥了妇女以及某种“平民公共空间”（Mikhail Bakhtin语），而这同样也是“一再发生暴烈反抗的、与统治的等级世界相对抗的领域”（Habermas，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