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MOBI,EPUB,AZW,PDF,TXT,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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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拉斯·弗雷德里克·H.史文德森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阅想时代
副标题: 关于邪恶的哲学思考
出版年: 2021-1
定价: 69.00元

我们与恶的距离：关于邪恶的哲学思考.jpg

恶魔般的邪恶

如果将邪恶定义为反对他人过上有意义、值得为之努力的生活的事物，那么邪恶显然就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是，世上是否存在极端的恶魔般的邪恶，即邪恶是否因其恶而备受追捧。恶魔般的邪恶看似自给自足的，它为自我利益生存。受害者的证词中经常能见到对这种邪恶的描述，在犯罪者的忏悔里则较少见到。也就是说，如果想去理解犯罪者的动机，就不能只将受害者的话作为权威参考。对受害者而言，唯一令他满意的解释就是犯罪者的行为是纯粹的虐待行为，但这个想法并不意味着他会与犯罪者产生情感关联。某个举动可能给受害者留下伤疤，甚至可能会毁了他的一生，但这个举动在犯罪者眼中就像一段微小且无甚意义的插曲：职业行刑者很可能记不住每个受害者的名字。他的行为是完全违背人性的，他认为只是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哪怕受害者在余生都会背负着这段黑暗经历的影响。我们时常看到，相同的行为对受害者产生的深远的负面影响和犯罪者无关紧要的积极影响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受害者的损失几乎总是比犯罪者的所得更多。我们痛打我们厌恶的人所获得的满足感会很快消失，而挨打的人会遭到严重的、持续性的伤害。这道鸿沟的存在是冲突可能升级的主要原因。即便双方给彼此制造了同样多的伤害，犯罪者仍然感到自己受的伤害比自己造的罪孽更深。

联想到酷刑，我们总会置身于受害者的立场，因为我们无法想象自己是施暴者。施暴者看似恶魔、变态狂和非人的施虐狂，而实际上多数施暴者是普通人，他们没有特别的施虐倾向。1967—1974年间希腊军政府（Greek Juntas）中的施暴者曾被反复研究，其中没有一名军人在从军之前或之后被发现有明显的施虐或专制倾向。就他们的家庭背景或个人历史记录来看，他们都属于普通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有些施暴者开始爱上他们所做的事了——暴力由某个原因产生，又因为某个原因结束：施暴者开始自我认同。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在审讯时对越南士兵进行严刑拷打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多数情况下，军事情报部门在开始执行这些审讯任务时缺乏热情——只当作例行公事。然而，一旦开始拷打囚犯，审讯员便发现自己乐享其中，以至于不能在拷打变成更严厉的折磨手段之前及时收手。有时他们能够克制自己，向上级报告此事；有时他们会任由情况恶化，甚至会故意打得更厉害。战争也会令人忘乎所以。乔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在《面对面的杀戮》（An Intimate History of Killing）中引用了许多士兵的话，他们说杀戮“让我痛快”“真有意思”“深深吸引了我”。亨利·德曼（Henry de Man）描述了他是如何用榴弹发射器击中敌群而让他们四分五裂的。最后，他说了一句：“我得承认那是我生命中最爽的一刻。”菲利普·卡普托（Philip Caputo）也同样承认投身战斗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苏联退伍士兵说：“杀了一帮人真让人兴奋啊，可以说很有趣。”背景是最关键的，多数士兵复员回国后仍然像战前那样生活。研究者在对士兵在战时的经历——士兵在战争中被鼓励采取残酷行动——和退伍后在日常生活中引发的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后者的暴力犯罪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只有极少数人会将战争经历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毕竟两段经历截然不同。我暂且不谈特定情况下出现的残暴行为，先看一看残暴已成为其行为模式的那些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