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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让我们斗胆以短短数页的篇幅,概述从斯宾诺莎到尼采的哲学思想的社会维度。记住,我们的目的只是阐明一些而非全部哲学家对社会问题的主要兴趣,我们可能仍然有断章取义之嫌。从笛卡儿到康德的认识论传统中,大多数哲学家在本质上更关心的是社会关系,而不是知识问题。笛卡儿并不在此范畴之中,他是一个闲暇之人,迷失在知识的迷宫中,这迷宫与其说是他发现的,不如说是他无意识构建的。在洛克手中,这个难题被扭曲成“天赋观念”的问题,以便在无辜认识论的掩护之下,打击世袭的偏见和威权主义的教条,并直接迈上推动主权在民(与霍布斯的绝对专制主义相反)、言论自由、合理的宗教以及社会进步的道路。在莱布尼茨的著述中,社会利益的支配地位并未凸显。但我们应记住,在莱布尼茨丰富多彩的人生中,认识论只是一个旁观者,他因改善这个“最好的可能世界”的计划忙得头晕目眩。巴克莱主教以“存在即被感知”开始,以焦油下水为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结束。大卫·休谟终生忙于政治和讨论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仅为认识论留出一年或两年时间,只是把它当作打击教条主义的抓手。他对宗教的打击比伏尔泰更猛烈,但正如伍德布里奇教授曾经指出的那样,“他才华横溢,却不会因此受到赞誉”。在18世纪的法国,哲学的社会影响是如此具有决定性,以至人们可以把哲学称为中产阶层破坏现状的爆炸性动因之一。孔德延续了这一传统。孔德不会忘记他曾经是圣西蒙的秘书,我们不会忘记哲学家的职能是协调经验与观念,以重塑人类的生活。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先是激进主义者,后又成为逻辑学家;斯宾塞的著述中,最持久也最有趣的是其社会学、教育和政治理论。在康德的著述中,基本的社会利益被湮没在认识论的蛛网之下;然而,蛛网并不结实,未能遮蔽康德社会哲学思想的熠熠光辉。这件事的实质是“浪子回头”,哲学曾经富有冒险精神的灵魂,最终重新回到了专注宗教、政治专制的安逸之中。在波茨坦,“教条主义的沉睡”只是为了屈服于“实践理性”的麻木和放弃;在波茨坦,没有“哥白尼革命”,只有一种隐秘的尝试,试图恢复在启蒙运动的耀眼光芒中迷失的人类中心主义。我们认识到,德国哲学的重要性不是形而上学的,也不是认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如今,康德思想最重要的遗存,不在于康德主义的泛滥,而在于德国人的顺从观念。费希特用国家社会主义学说强化了这种无条件服从的观念:他从照料鹅开始,到为鹅写哲学结束。黑格尔与费希特类似,他兴高采烈地以革命是历史的核心这一命题开始,以发现普鲁士国王是乔装打扮的上帝而结束。到叔本华那里,泡沫终于破灭了,一千年来的自欺欺人,终于在疲惫和绝望中结束了。每个希尔德布兰德都有自己的伏尔泰,每个伏尔泰都有自己的叔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