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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教授新作。
重新梳理中西文明关系,解读文明发展影响因素,破除中西分野的假象,探求横跨欧亚大陆的文化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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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历史转折的偶然与机运
经由前文中的叙述与发挥,我想读者们至此也都能认可了:作者这项新颖独到的研究,的确是帮着澄清了一些问题。不过,至少从阅读的心理来考虑,又正因为它澄清了一些埋藏在历史中的问题,反而把另一些凸显到现实里的问题,更给逼到了广大读者的鼻子尖上。当然,后一类话题在这个场合,只能算是由我顺便联想出的,包华石并没有必要对其负责,那原本不在他讨论的范围内,——毕竟任何专题的学术研究,都有它先行设定的、相对而言的限度。不过这又不代表,后一种问题就属于无足轻重、可以轻轻放过的;恰恰相反,它们尤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毋宁属于更加百思不解的,也是更加愁肠百结的问题。
九九归一,这个鼻尖上的问题凸显为:既然受到儒学范导的古代中国,无论在价值理想上,还是在制度设计上,都曾相对领先于当年的欧洲,由此才会取道于此后的中西接触,而逐渐影响到了整个的欧亚大陆,那么,这个曾经对“公平正义”如此敏感的民族,究竟又是因为什么缘故,才被远远地拉在了或被狠狠地甩到了后边,以致沦入近代以来“落后就挨打”,且还“步步跟不上”的恶性循环呢?当然了,我刚刚已经明确讲过了,作者还是有理由推脱说,至少在《西中有东》这本书中,他并没有必要直面这样的问题。与此同时,我本人作为一位评议者,本也可以回避开这个棘手问题,因为我自己也不见得真有把握,足能把这团乱麻给梳理清楚。
可无论如何,如果只把文章做到这个地步,虽然展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却又不去进一步解释这种复杂性,还是无法让读者们心折或解渴吧?事实上,也正因为后来确实是“拉在后边”“甩到后边”了,才使得绝大多数的现代中国人,到了这般田地都已很难再去想象,他们的祖先还曾居于“领先”的地位,毕竟得以毕生以读书为职业,从而有可能知晓历史复杂性的人,迄今为止也只属于极少数的幸运儿。也正因了这一点,就促使我“一发不可收拾”地,想把这篇评论再继续铺陈下去,哪怕只是尝试给出初步的解释,而且,哪怕对于这本书的作者来说,接下来的那些大段发挥,或不免有“喧宾夺主”之嫌。当然了,不管下面的尝试是否成功,基于前文中已经讲明的理由,都并不构成对于本书作者的批评。
不过,于今再回想起来,当时那种“急中生智”的论辩,更容易抓住的还往往只是些细节,而且,我选择切入那些细节的角度,又往往集中反映了自己的隐忧,那就是自己请来的这位美国教授,看来是过分急于“为中国人民声辩”了,或者说,他是过分急于借助中国的例子,来批判他本身所属的那个文明了。这样一来,我也就有必要预防它的副作用,不要让台下那些涉世未深的听众,听罢以后只顾着沾沾自喜,或者只顾着义愤填膺了,以致又倒向了另一种现实的危险——只顾着强化本身的“文化自信”了,倒弄丢了原应具备的“现实感”。既然如此,我也就不能不从更深一层去分析,他在那些讲演中大段援引的、往往源自耶稣会士的跨文化报告,如果从认识论方面进行分析,也自有其秘而不宣的吊诡初衷;也就是说,跟后来那些又把中国给“看扁”的言论一样,它们都同样出自西方本身的问题意识,而后者无非在优先次序上做了些调整